考核高校“学术权威”

　　本报讯（记者武静）一流专家学者也有一定可能会丢“饭碗”，省教育厅昨出台《安徽省特聘教授和讲席教授考核评估暂行办法》，将对我省首批设岗学校首聘人选进行期中评估。学术腐败、是否教授核心课程等5项内容成考核重点，考核不合格者将被解聘。

　　“十五”期间，我省先后在省属高校设立特聘教授岗位13个、讲席教授岗位45个。日前首批设岗学校的首聘人选已达期中评估时限。根据考核办法，各校将组织10人以上的评估组，重点评估这些特聘教授和讲席教授的职业道德与学术道德、完成教学工作情况、科研项目与成果情况、领导本学科学术梯队建设情况，以及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争创国内外领先水平情况，考核不合格者，学校将解除聘用协议教授待遇。

　　随着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持续和国际地位的逐步的提升,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在升温,学者、官员、记者和军人众说纷纭,网络、出版物和广播电视等各类媒体也各显神通。但是要说真正对政府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可能还要数那些学者的学术著作和智库为国会和政府准备的研究报告。一般来说,这些出版物都被称为“严肃出版物”,在准确性上往往得到人们更多的信赖。然而,如果你对这些著作的信息源自,也就是书末尾的参考文献稍做分析,其结果往往叫人大吃一惊,这些被奉为“权威”的学术研究无论如何也“权威”不起来了。以去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2006中国军力报告》为例,报告一些关键引语的信息源自竟是香港报纸。对于国家一个特定时期的外交战略,中国有许多公开发表的表述和研究成果,但美国研究者却偏偏是通过“二手货”来解读和分析。这一不“严肃”的信息源选取,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报告研究者漫不经心的态度。美国研究人员库拉基就多次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国防部一些涉华报告在信息源方面问题很多,最重要的包含喜欢摘抄流言传闻的“小报现象”,以及工厂化翻译的错译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危害更广,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在选用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存在很大偏见,忽略大陆出版的中文文献、偏爱港台和英文材料。《中国即将崩溃》曾一度影响不小,其作者是美籍华人章家敦。该书2001年出版后的主要卖点有两个,一是它对中国“崩溃”时间的“精确”预计;二是该作者的华人身份,以及他为某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工作多年的经验,让人联想到他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本地化研究自然应该具有更高的可靠性。然而如果对该书的参考文献做多元化的分析,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这本书标出700多条的参考文献,显而易见的是作者依赖少数几种英文媒体,比如19%的参考文献来自《南华早报》这张香港的英文报纸。此外,仅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亚洲华尔街日报》、路透社、《远东经济评论》和《经济学家》五家的引文数量就占了21%。从学术上讲,如果引用过于集中,其观点就难免受影响。作者引用的中国内地其他文献约有20多种,但是次数都非常少,而且很多是转引的。当然,作者在写作时还采访了一些人,可受访者基本上也是外国人或者海外华人。如果国际上那些对中国不太了解的读者真的相信该书作者在中国信息源自上有很大的优势,那他们显然是要上当了。

　　最近美国学者彼得·纳瓦罗的那本《马上就要来临的中国战争》,因其标题“抓人”,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这位教授在文献引用方面要更专业些,比如用了许多专业协会或组织的报告。但是他和不少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绝大多数都是依靠英文资料,而且主要是西方出版的英文资料。为什么忽视大陆信息源?作者的理由是,因为它们是“受到严控的”。但真实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除了作者大概无法直接阅读中文外,另外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恐怕是:与亚洲媒体相比,西方出版物的观点让作者采纳起来比较舒服。看来,即使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专家,如果他只可以通过二手信息来观察他不太熟悉的领域,并且还想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那他犯错误的几率也会非常高。(缪其浩 陈广玉 作者是上海学者。)

　　近日南方一份周刊刊登了一篇反对反伪科学的文章，声称打击伪科学会打击科学技术创新，举的例子是：“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两位研究RNA的美国科学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RNA研究刚进入国内时，方舟子就联合国内一些学术权威对之大肆批判，说‘RNA水平研究’是‘杜撰’、‘痴人说梦’和‘招摇撞骗’云云，将中国的RNA研究扼杀在萌芽中。”这真让我哭笑不得，不仅这个事例纯属捏造，而且我恰恰自己就做过所谓“RNA水平研究”，曾经是去年诺贝尔化学奖唯一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孔伯格的同行，和他有一面之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美国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的时候，也正是对真核生物的转录现象研究最热门的时候。世界上的生物可以分成两大类：细菌、蓝藻等低等生物的细胞没有真正的细胞核，叫原核生物，其他含有真正细胞核的生物则统称真核生物，包括人。转录现象是最基本的生命现象之一，它指的是遗传信息从脱氧核糖核酸（DNA）传递给了核糖核酸（RNA），也就是说，如何以DNA做模板来合成RNA。为什么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相同的一套基因组，却会出现不同的形态和功能呢？这就跟转录过程的调控有关。癌症、代谢疾病等多种疾病，也与转录出现了异常有关。

　　原核生物的转录过程最简单，一般是由一个RNA聚合酶和一个转录因子来完成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它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大家就开始转向和我们的健康更紧密关联的真核生物的研究。这时情形变得极为复杂。不仅真核生物的RNA聚合酶要比原核生物的复杂得多，而且其转录过程需要众多蛋白质因子的参与，已知大约有60种，最主要的是5种普遍转录因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导师首先发现的，也是我当时的研究课题。这些因子有咋样的结构和功能，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显然，要阐明如此复杂的现象需要许多实验室的分工合作。

　　我有幸目睹和参与了这个巨大的谜团是如何逐步被破解的，错误的认识是如何提出而又被很快地纠正的。这项研究成果几乎是日新月异的。我记得当时《科学》杂志曾请学界权威预测21世纪的科技进展，不少人都提到真核细胞的转录之谜将会得到破解。而其实进入21世纪不久，这个现象的奥秘大体上都已被搞清楚了。

　　既然这项研究如此重要，从中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的领域的头面人物大约有四五个人，我们当学生的有时候也会争一争诺贝尔奖委员会会挑选出哪三个人。所以，当听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终决定只让罗杰·孔伯格一人代表“今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孔伯格的获奖演讲）获奖时，我觉得有些意外，不由得胡猜会不会和他的父亲亚瑟·孔伯格的影响有关。老孔伯格同样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并早在195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和老孔伯格也有一面之缘。与小孔伯格是在参加学术会议时见到的，与老孔伯格则是有一年他到我们系做学术报告，我碰巧被系里指派负责放幻灯。老孔伯格研究的是另一个基本的生命现象：遗传信息的复制，即什么样的酶在复制DNA。1958年，他发表论文报告说他从大肠杆菌中发现、分离、纯化出一种能够合成DNA的酶——DNA聚合酶，并成功地在细胞外用这种酶合成了DNA。一年后，诺贝尔奖委员会以空前绝后的速度表彰了老孔伯格的发现：1959年老孔伯格和他以前的导师塞韦罗·奥乔亚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是因为发现了DNA的酶合成，而奥乔亚是因发现了RNA的酶合成而获奖的。

　　这个奖颁发得的确有些仓促。在老孔伯格获奖十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所发现的DNA聚合酶并非细菌真正用于复制DNA的酶，在细胞内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另一种新发现的酶——DNA聚合酶Ⅲ。老孔伯格的酶（被命名为DNA聚合酶Ⅰ）只是在DNA复制中起修补作用（不过，这种酶后来在分子生物学研究和遗传工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值得老孔伯格欣慰的是，新的酶是他的二儿子托马斯·孔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发现的。托马斯现在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学教授。

　　老孔伯格的妻子是他的实验助手，他们一起共发现了一百多种参与新陈代谢的酶。他的自传有一个恰如其分的题目叫做《为了酶之爱》。他的儿子能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他们从小就被老孔伯格带到实验室参与简单的实验，像罗杰·孔伯格说的，科学理性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也许老孔伯格应该再写一本自传，题为《酶之家》。

　　火灾安全领域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火安全期刊》（Fire Safety Journal）近日发表主编声明，认为去年刊登在该刊上的一篇论文剽窃自日本研究者发表于两年前的论文，剽窃论文的4名作者均为安徽一所高校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其中一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愈演愈烈的学术剽窃风，波及院士这一高端层次，连丢丑也要丢向全世界。洋主编充满痛切和愤怒的声明，让人感到分外脸红——我们的学术圈到底怎么了？

　　学术领域同样有“第三只手”，而且猖獗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从留美学者方舟子2000年初设立中文网络学术打假网站至今，该网站已揭发50多个“假学术”“假文凭”和学者抄袭剽窃案例。诸多重量级“抄手”的存在，岂止是搅浑学术研究这汪清水，更将“古来高士皆寂寞”的学术圈闹得鸡犬不宁。

　　科学研究是一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事业，需要以良知为基石，以诚信为坐标，以智慧为导航，以勤奋为桨舵，踏踏实实、真真切切地做人做事做学问。学术良心应该是社会良心的一个标本、一个样板、一个楷模。众多科研人员尤其是大师级的科学家，或居于社会首善地的高等院校，或居于科技人文制高点的科研机构，更应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担当社会道德风向标。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却有更多的学者身陷丑闻，玷污科学之名，重创学术良心，亵渎科学家称号，将学术领域弄得乌烟瘴气，使整个社会都遭受重创。

　　中国是科技大国，但还不能算做科技强国。近年来我们国家科技发展明显加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但让人警惕的是，高品质人才聚集的科技圈不乏“高端混混”，窃取他人科技成果，贪天功为己有，利用全社会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尊重，弄虚作假捞名捞利。2004年增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曾痛斥少数人的学术道德。他披露，一些候选人被查出有剽窃论文行径而被“打下马”，有的候选人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大段引用别人的话，也被取消当选资格。造假风吹到了如此高的平台上，可见其风气之劣。

　　从《火安全期刊》那措辞严厉的主编声明中，我们已再次感受到一种迫在眉睫的呼唤：对中国科技界进行门户清理，势在必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新一轮院士增选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给人的直接感觉是院士的当选门槛提高了。中国工程院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也作了适当修订。原则同意将院士候选人一定要活得的赞成票由原来的“超过投票人数1/2”提高到“超过投票人数2/3”。同时，在2007年院士增选工作中，中国工程院将加强对候选人学风道德的考查，坚决不正之风，坚持学风道德问题“一票否决”。

　　“院士”资格是当下学人的最高荣誉，因其处于“最高”之位，自然是众矢之的。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两院之内竟然有南郭先生滥竽充数，那么上行下效，后果就不堪设想。此次，中国工程院在遴选院士的过程中增加难度，强调对待学风问题一票否决，无疑正是体现了纠正当前学风的立场和决心。从举措本身来看，注重制度建设和强调制度的刚性原则，是两大鲜明的特点。相信这些措施一旦付诸实行，应该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依靠如此，尚不能扭转乾坤，完成当代学术道德的重建使命，也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想法。从本质上来说，学风问题与“学”无关。此处之“风”者，风尚、风格之谓也，属于社会行为范畴，因而学风出现的问题，乃是社会问题在学术界的呈现，是时代问题在一特殊领域的表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当前学术泡沫堆积如山，学术剽窃之术横行于象牙塔内等等现象，也许会令不少刻板的“老夫子”多有愤激之语。无疑这类的话都是社会所需。但是，若无法从解决社会问题和时代的疾病入手，那么这些愤激之语也只能淹没于众声喧哗的噪音之中，学术界的自觉行为恐怕也行之不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曾经一度就人性的善恶问题和道德滑坡现象发生过激烈的争辩，但是，这些社会的理性之声并没有成功地使社会道德升华，道德的底线反而在不断向下修正，学术腐败之风气甚至在学术界这一最坚固的道德堡垒中蔓延，一直到现在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近30年来，中国处于一场史无前例地社会转型运动之中。既然是社会转型，旧有的社会制度内核塌陷，而新的制度精神正在生成或者说尚未成熟，因此必然导致价值多元甚至是混乱。没有统一的价值，就没明确的行为准则，也就没有制度的权威性，即便是有制度、有法律，也是形同虚设。其实，这也正是转型期的时代病症。

　　既往的事情也一再表明了，道德对人的行为只能是一种弹性的约束，因而，依靠人们和社会的道德自救最终只能落入“头疼医头”的窠臼之中。这与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不切实际。所以，解决道德问题的要点要在道德之外寻求，要依靠法律与制度，要从树立此类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刚性约束入手。此次，中国工程院的行为能够说是找对了方向，不过还不够。正如上述所讲，学风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因此，需要整个社会沿着这个方向，并为此付出艰巨的努力与斗争，方可达成。